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对女性身体的传统束缚开始瓦解，同时在新兴的民族国家话语论述下，女性的身体又被要求重新建构和规制。女性作为种族后代的孕育者和国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身体逐渐成为社会和国家关注的焦点之一，但近代女性身体病弱的现实情况却难以承受如此重任。此时卫生知识的引入为评判和形塑女性的身体提供了全新且必要的标准，推动了女性身体的审美观发生转变，“健康美”的观念逐渐形成并得到越来越多女性的认同。本文主要依据近代的报刊，考察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对女性“健康美”的表达和实践，由此探讨近代女性身体形塑中的一个重要面相。

一、“健康美”观念的形成

在近代中国，社会对女性身体的传统束缚开始瓦解，传统女性的身体也遭到了猛烈的批判，被认为是虚弱和病态的：“观其体魄，病夫耳，死尸耳，缠足之毒，中之终身，害及全国。”[1]“多愁多病”[2]被认为是近代中国女性身体状态的典型特征。这种身体状态在进化论和遗传学的论述中是亟须改造的对象。而当知识分子运用民族国家的话语将身体作为国家的比喻时，这样的女性身体常常被用于指代民族的弱势地位，即将国家比作“弱女”。这样的类比一方面来自中国传统的思维惯性，即通常将弱势一方作阴性类比；另一方面也是在国家现实与女性身体现实的两相关照下得出的结论。

但国家和民族欲与列强相竞争，不能忽视女性的作用。其中女性作为国民孕育者的重要性得到了突出的强调：“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无可疑也。”[3]因此，新兴的民族国家话语要求重新建构和规制女性的身体。“国家之所以有责任教育和‘解放’妇女，是因为有必要塑造出能够在生物学和文化意义上生育‘优质’公民的高效母亲。”[4]10由此而使近代女性的身体成为强弱种族的关键，被赋予培育健康国民的历史重任。

知识分子对女性的重视还体现在其将女性视为国民的重要组成部分。时人从进化论的角度论证女性对于国家和民族的重要作用，指出“握此进化机关，实在女子，盖女子者，教育之起点，社会之元素，风俗之主人也”[5]。由国民之母体，进而到国民本身，女性的身体状态反映了一半国民的身体状态，还代表了未来国民的身体希望，因此女性身体攸关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这是近代女性论述的主导潮流。

在近代社会为女性身体打造的种种规范中，卫生知识是其中的重要标准。在近代中国，卫生知识在知识分子和政府的推动下逐步普及，尤其在大城市中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到20 世纪20 年代中后期，随着卫生知识对女性身体的影响日渐显著以及体育运动的推广普及，近代中国新的女性审美观逐渐形成，推动了女性身体的再造，奠定了女性新身体的基础。

二、“健康美”观念的表达

“女子既有家国的重任，所以我们要提倡健而美。”[6]在民族国家的要求下，在卫生知识的指导下，二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的各大报刊上积极倡导趋向于欣赏健康和自然的女性审美观念，“健康美”成为时髦的名词。

符合“健康美”的女性应当是怎样的呢？不是看面貌的美，“假如一个面貌并不怎样美的女子，而身材很漂亮，只要她肯努力锻炼，使她身体健康，活泼，风姿优美，挺拔，又有精神，那她准可称为美人”。身体的健康和姿态的优美“才是现代美人至不可缺的主要条件呢”[7]。更具体来说，“是指躯干昂直，筋肉丰润，血脉□现，行动活泼，精神焕发，一举一动，都表现青年的朝气”[8]。

到20 世纪30 年代，在许多主流媒体上都有倡导“健康美”观念的声音，这表明新的女性审美观念得到了多数知识分子的认可。其要求以符合健康的新的审美观念再造中国女性的身体，从而符合近代国家的需要，能与西方人的身体相竞争，同时关注女性身体的健康状态和美观价值，这不仅在国家民族层面上，亦在社会生活层面上，使卫生与女性的身体进一步契合，并与美感相系。正如有的论者认为，健康美和姿态美，“才能打破中国底积弱，使种族优生化”，养成强壮优秀的国民[7]。

三、“健康美”的实践

在“健康美”观念形成的过程中，围绕如何重新塑造女性美的讨论逐渐深入，与之相关的实践也随之逐步开展。

倡导“健康美”的舆论首先要求女性摆脱传统病弱的审美观，因此针对女性身体的不健康状态进行了强烈批判。传统的观念首先遭到了批判，舆论直指“不弱不病不能为美，要美必先弱先病”[8]的病态的传统审美观。传统审美观使女性的身体陷于万劫不复的深坑，造就虚弱多病，不啻为一种“缺憾”、一种“罪恶”[9]。女性虚弱多病的身体“小之害了自己的健康，失了自己的美貌，杀了自己的威仪和生气；大之丧了民族底生气，造成懦弱无用的国民，苟且地生，苟且地死，等候着做没落的亡国奴”[7]。传统审美观造就的病弱女性站到了新的审美观的对立面，不仅成为新女性的公敌，更是国家和民族贫弱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