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人类社会曾饱受瘟疫肆虐。在科学落后、医疗局限的时代，瘟疫常常无法得到有效遏制，造成十室九死，甚至亡国灭种。

19世纪，路易斯·巴斯德和罗伯特·科赫等微生物学家解开了瘟疫--这种传染性疾病的真面目，使病毒、细菌逐一暴露出来。医生也在长期与瘟疫斗争的过程中，慢慢准确认识这些疾病，慢慢发展出战疫法则。

西医东渐，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作为中国政府教育部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开办的第一所专门传授西方医学的学校，自开办之日起，就把“减少人民痛苦”作为办学宗旨。代代北医人薪火相传，以“除人类之疾痛”为誓言，坚守、奋战在疫情第一线。

他们是创立北京中央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鼠疫斗士”伍连德;是红军卫生事业的开拓者，北医1926届毕业生贺诚;是参与近代中国卫生防疫事业创建、发展全程的北医卫生系荣誉系主任金宝善;是我国热带医学研究的奠基人，曾任北大人民医院院长的钟惠澜;是为“消灭梅毒”鞠躬尽瘁，死后捐献遗体的北医老校长胡传揆;是一生对抗脊髓灰质炎的“糖丸爷爷”、北医1950届毕业生顾方舟;是“发现青蒿素”，创制新型治疗疟疾药物，拯救数百万人生命的诺贝尔奖得主、北医1955届毕业生屠呦呦;是亲历各个霍乱疫情治理现场的流行病学家魏承毓;是“以身试药”，研制中国第一支乙肝疫苗的北大人民医院医生陶其敏;是敢讲真话，敢涉险滩，敢啃硬骨的北医1960届毕业生钟南山……更是每一位奋战在非典、埃博拉病毒、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第一线的北医人!

追寻北医人百年战“疫”故事，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医者仁心，挺身而出的勇气与担当;是他们科学求索，不畏艰难的执着与坚守;更是他们心怀家国，使命在肩的历史自觉。

红色卫生

贺诚

(1901-1992)

1950年8月，未名湖畔，第一次全国卫生工作大会召开。卫生部副部长兼军委卫生部部长贺诚在报告中，提出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三大方针。在两年之后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上，周恩来提出增加“卫生工作要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至此，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四大方针”得以确立。新中国展开了一系列消灭重大传染性疾病的防疫工作。

新中国卫生工作“预防为主”方针的提出，是贺诚的突出贡献。他说:“预防为主的方针，是根据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提出的。反对疾病的斗争，无疑的首先要解决对群众危害最大、发病最多、死亡率最大的疾病。这种主动的斗争就是预防。”

预防为主，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也正是贺诚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在红军军队中首先成功开展的。这位从红军中走出的卫生部副部长，曾多次肩负着地方和军队的双重卫生领导职务。他在中央苏区白手起家，开展了一系列医疗卫生工作，奠定了红军卫生事业的基础。

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

“你还有块金牌牌喽”

1931年，在组织安排下，贺诚进入江西中央苏区担任军委总军医处长，此时红军中缺医少药、因病减员的情况非常严重。

在这里，贺诚见到了毛泽东。毛泽听说贺诚毕业于北医，高兴地说:“你还有块金牌牌喽!看来我们的红军中是有人才的哟。”

贺诚，原名贺宗霖，生于四川农村一个正骨中医家庭。1922年秋，他考入了位于和平门外琉璃井后孙花园，号称“国立九校”的国立北京医科大学校(现北大医学部)。大学四年期间，正值北洋军阀统治末期，北京的革命斗争风起云涌。贺诚是校学生会主力干将，1925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贺诚参加了北伐战争，救护伤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了广州起义;之后，在组织部署下，他筹划在上海以开诊所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

要开诊所，需要医学院的毕业文凭。但在毕业前夕，贺诚因为参加反对北洋政府的斗争，而被学校开除了学籍，未能取得毕业证书。这时，贺诚打听到，现任的北医校长是徐诵明。贺诚求学期间，很受徐诵明的器重;北伐战争期间，徐诵明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医处卫生科长，而贺诚也正是他手下的科员。贺诚立刻写信给徐诵明。徐诵明接信后，查明了贺诚被开除的原因，立即给他寄来了毕业文凭。

“达生医院”的牌子终于挂了出来，这里成为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秘密开会、谈话、转移的地方，更为营救彭湃、惩办叛徒白鑫等行动做了重大贡献。